聚居是人类的天性，也是帮助人类最终走到地球食物链顶端的重要因素，而交易与商业的出现则是城市形成的基础。社会学家科斯托夫在其巨著《城市的形成》一书中写道，“城市是人们积极的聚集行动发生的场所”。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各种弊病也日益严重，乔纳森·克拉里曾抨击现代城市蚕食了人们仰望星空这项基本权利：“世界上超过半数的城市无法展开一张完整的夜空画卷，严重的雾霾和高强度的照明侵犯了所有人的视觉公共资源。”

本期（5月10日第18期）人文社科高端讲座我们选择了跟城市发展相关的主题，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跟我们讨论跟“城市病”相关的问题。他诙谐幽默的演讲体现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情怀，既有对政策的意义，也有对人类生活命运的关怀。

以下是演讲内容整理（节选）：

城市发展之“不可能三角”

我们从城市发展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开始讲起，空间均衡。空间均衡是指一个人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地方去选择我在哪居住和工作，选择到最后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就是你觉得我在这个国家任何地方呆着是差不多的，我就不动了。如果你觉得另有一个地方比现在更好，不管是收入、机会、公共服务，你就去，就这么简单，一直到两边一样，你就不动了，就均衡了。一个国家的人口在这个国家内部如何分布其实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大城市有多大，小城市有多小。

我今天要讲的事情还涉及到城市发展的两大规律：第一，城市化的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比例不断下降；第二，人口到今天为止仍然在不断向大城市集中，全世界的数据都这样。有人会问，人口不断涌入大城市，会不会达到极限？不会。当人往城市集中的时候会带来一个成本，这个成本就跟我们今天讲到的“城市病”有关，暂且假设这个成本也跟人口数量有关，可以理解成城市人口数量。

我们来看一下成本是怎么构成的？这个成本有两个构成，第一种成本称之为制度成本，最典型的制度成本就是户籍制度，不完善的户籍制度会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如果到某个大城市来，这个公共服务不让我享受，还不让我孩子上学，那我成本太高，我就不来了。这是一种情况。如果是国际移民，在欧洲内部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自由移民，但考虑到文化和语言的关系，欧洲有宗教差别、语言差别，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什么都不懂，我就不去了，这是跟制度有关。还有一种成本，就是拥堵和污染问题，本身这个城市病的产生，就是我到人口多的地方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拥堵和污染的问题实际上是个技术问题，也涉及管理问题。如果要是这个地方拥堵和污染的问题很严重，比如北京的雾霾太严重，这几年北京的人口流动速度开始慢了，跟北京环境污染特别严重是有关系的。

我们再往下推，城市发展有三个目标：第一，增长；第二，和谐；第三，宜居。我通过这个城市的发展，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的改进来让我的交通拥堵问题得到缓解，环境污染问题得到缓解，城市的宜居程度就提高了。我们要建设和谐城市，宜居的城市、国际化大都市，非常重要的指标是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或者经济增长停滞了，怎么达到国际化大都市呢？如果这三个目标都实现了，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越来越好？在我刚刚讲的空间均衡里，你怎么阻碍小城市的人涌入大城市？如果一个城市要控制人口的话，你必须在我刚刚讲到三个目标里放弃一个，这个就被我称之为城市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城市就像婴儿一样自带药方

增长是基于规模经济和资本积累，它是不断提高的。宜居问题，如果城市人口的增长会带来非常严重的污染问题和交通拥堵问题，大家想你不用控制城市人口了，我自己就不去了，如果城市病很严重，我自己就不去了。最近通过我的研究，我发现由人口所带来的城市病其实并不严重。

当加大制度成本会损失两个维度的和谐，一个维度的和谐是城市内部，必须对人进行区分，还有必须同时面对更严重的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会给这个国家的社会和谐带来非常大的代价。由人口增长所带来宜居的问题，则不会恶化太严重。可以反向思维，如果中国的人口增长，就城市人口增长真带来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问题，其实不用控制人口，他自己就不来了。

污染是由于人的经济活动带来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人多导致的，其实是因为过于重视经济发展，忽略了环境保护导致的，一旦控制了GDP总量以后，人口的数量就不再显著影响污染物的排放了。当你人口增长1个单位的时候，污染的增长速度是慢于人口增长速度的，这个是规模经济。举个例子，当城市人口增长一倍的时候，其实他生活污水的排放率不会增长一倍的，一定是小于一倍的，这是规模经济。当你控制人口时，把人减少的同时，经济规模也会下降，这两者是相关的。

以北京为例，假设北京不受影响，条件越放越松，原来因生活压力所迫离开的人，他在北京呆着会产生经济活动，如果回到河北，要维持同样的经济活动，这样收入才不会下降。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北京是有排污的规模经济的，把他放到河北去，他为了维持同样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是增加了。由于大城市有规模经济效益，把同样一个人放到欠发达地区的时候，由于排污是有规模经济的，你是让他排污增加的。顺便补充一下，环境污染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跨界污染。你把北京里面的河北人放到老家去，到老家去发展工业了，风一吹污染又回到北京了。

再来看交通问题。我们常说是人多导致的。单从数据来看，的确显示越大的城市，人的通勤时间越长，因为大了以后人均的通勤距离也长了，距离更远了。但这条线非常平，根据这条线路的斜率做一个换算，在中国的数据里，一个城市人口如果增加一倍的话，他的人均通勤时间仅增加2分钟多一点点。而且这个数据跟美国做出来的数据高度吻合，美国也是这样，人口增加一倍，通勤时间只增加2分多钟。

当城市人口增加的时候，如果真的出现交通拥堵问题，上班时间长的问题，你会想办法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办法，你尽量把自己的家搬的离工作地点近一点就行了，是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不一定会体现交通拥堵的问题。这是我讲的个体层面的反映，那城市公共层面的反映，就发展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网络的建设，公共交通提高拥堵就下降了。

总结一下，这就像是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了，牺牲了经济增长。第二，如果不牺牲经济增长，你的排污总量是增加而不是减少的。第三，考虑到跨界的污染，对于你控制人口的核心城市污染也未见得是真减少了。

有病治病，无需控人

城市病不一定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产业结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按照刚才讲的道理，好像一个城市的发展是既有好处，也有坏处，那么好处和坏处权衡就达到了一个所谓最优城市规模。当一个城市的服务业比重提高时，这个城市的最佳人口规模就在提高。因为服务业的发展比制造业的发展更加环境友好，如果我们说城市污染问题很严重，人口不能太多，那发展服务业就没有那么多污染问题。世界上那么多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为什么纽约、东京、伦敦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是成倍增长的，但污染比以前改进了？因为产业结构调整了，现在发展服务业为主，环境改善了，容纳的人就多了。其实这些城市还会同时发生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开始大规模造地铁，再比如说经济增长上管制，汽车的尾气排放，使用清洁能源，这些问题都在改善城市的城市病，于是城市的规模就会发生变化。

再讲点研究的问题，我们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数是用来描述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但在中国经济里，如果在座各位是研究经济学学生的话，要理解三个“tion”，即中国经济是充满了regulation、distinction、misallocation。在这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导向应该是放松管制，减少扭曲和资源误配置。今天所看到的很多问题，是由于管制、扭曲和资源误配置的，你得到一些经验性的结果，不应该去支持加强管制。这样一来我今天讲的政策含义就很清楚了。我们不否认大城市有城市病，但是有病治病，无须控人。

最后总结三点。第一，人口的流动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工作的目标。第二，人口流动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第三，政府要更好的发挥作用，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