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当今中国的舆论场上尤其是自媒体、网络的界面上充斥着各种争论。这些争论观其大者又经常被人们简略地分为左右两大派别，仅从舆论场上看似乎现在中国正处于“左右之争”的历史关口。我作为在舆论场上一度活跃的学者，已经偃旗息鼓好多年了，尤其是近十来年，我从不与人争论更不参与所谓“左右之争”。一些比较熟悉的朋友甚至认为我的思想观点有很大变化。
我是如何看待现在舆论场上所谓的“左右之争”呢？直截了当地说，我以为现在所谓的“左与右”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国情认知的不同。这里面所谓国情中的关键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阶段性问题。
谈到国情没有人不重视。但谈到国情，人们一般注意的是，诸如人口、幅员、资源禀赋、地理环境以及发展不均衡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些年来，随着对中国政治问题观察思考和研究的深入，以及近十年来做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国际调研，使我逐渐意识到发展的阶段性是认识和把握一个国家国情的关键。现在所谓“左右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中国发展的阶段性认识不同甚至有所忽视有关。
任何社会意识或政治观念都是有前提或曰潜意识、潜台词的。在我看来，当下中国舆论场上的左与右观念上的主要特征是：所谓左派更注重和强调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而所谓右派更注重和强调人民的政治权利。
人民的权利既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一个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结果。但权利的产生和权利的实现又是和社会发展的阶段密不可分的，超越了阶段性的权利之论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现实的国情，而变为抽象思辨，变成逞口舌之快。
以所谓右派而论，他们的核心观念是自由、民主、人权这类政治观念，但殊不知真正能够支撑书本意义上这些理念的社会结构是完成了工业化的社会所具备的，在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在以发展为主要任务，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上，都并没有采取也无法采取所要体现那些观念的社会组织形态与政治制度。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具备条件，就是做不到，行不通，一句话是发展的阶段性使然。
以所谓左派而论，我本人也被一些朋友网友认为是左派，至少以前是，现在据说是“画风大变”。左派心软，同情弱者，见不得不公平，爱流眼泪。可是，许多所谓“左派”朋友激进公平的主张是符合观念却不符合实际的。处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的中国，各方面处于“行百里路半九十”最艰难爬坡阶段的中国，能跟现在的西方国家比福利、比待遇吗？!
的确，中国的问题很多，但归根结底这些问题多来自历史、来自现实国际格局与秩序，而历史和现行秩序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想改变命运进而改变世界，首先是改变自己，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呢？!我们正在经历工业化现代化的风雨洗礼，唯有栉风沐雨，艰苦前行，才有阳光灿烂的明天。
如果谈到国际问题，当下的“左”与“右”很多时候似乎又有了共同立场，一概要求对外强硬，网络上各种叫嚷与谁谁谁开战的言论比比皆是。中国历史悠久，中国学者大多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但怎么许多人却忘了“卧薪尝胆”的典故了呢？!
中国的发展目标无论主客观上都是要成为世界大国，都在有意无意地与世界头号强国相比较。这是好事，体现了大国之志的雄心与情怀。但问题是，我们怎能忘了我国与世界强国相比完全不是处于相同发展阶段上，国家面对的形势和任务大有不同。我们现在做的许多事情，别人在几十年前甚至百年前就做到了，而别人曾经经历的许多事情我们还没遇到，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2500年前的勾践尚能明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道理，忍辱负重，备尝艰辛。今天的我们与大国、强国周旋怎能轻松？!
现在中国遇到的许多问题是阶段性的，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历过的；现阶段中国的许多做法并非心愿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现在许多尚未做的事情并非不想做而是时候、火候未到。昨天该做的事情今天才做是耽搁，明日该做之事今日来做亦非善举。如果我们多考虑一些现实阶段的国情，少让观念支配自己的头脑，对自己的价值偏好保持警惕，就会发现许多问题其实并非无解，时间常常会解决这些问题，时间会消除许多困扰我们的解不开的思想疙瘩。
多从阶段性上考虑问题，许多问题就会被理解乃至消解。多从阶段性上考虑问题，就会发现其实不必再走老路，新路就在脚下。
（作者系上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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