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1日，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李友梅教授出席“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作了“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的主题演讲，以下为发言内容：

今天，我在这里讨论的深度全球化，其特征中既有“逆全球化”的“再全球化”，也有“各国为己”走出“传统结盟”格局的全球化。在这样一个新老机制叠加、交错、重组的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区和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社会治理新挑战，而这些新挑战的生成机制有着一些共同的原因和相似的表现。应对这些新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对影响未来的全球化趋势有更加深刻的洞察，而且需要我们不断跳出传统思维框架的局限性，以更具创新思维的想象力来提升我们的判断力与转化挑战的能力。

一、社会治理的全球新境遇

过去几十年来，在快速科技变革与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加快流动的推动下，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各经济体、社会、自然环境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让整个世界前所未有地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全球化”，从理想意义上来说，是参与全球化的各方依托共治共享形成相互关联与依赖关系，从而获得全球规模的生产力和世界经济持续扩张收益的基础。然而，全球化在为世界发展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全球化利益和成本分配不均等、不合理等问题，全球化利益并未惠及每个国家，这对全世界的社会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前，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全球事务的新时期，生产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聚焦于贸易、投资和全球性生产网络的进一步强化等新趋势可能会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改变和影响我们的未来。

首先，全球化使人们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也使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一个最具有根本性的主题。有西方学者甚至发出了“我们能否共同生存”的疑问，而由此提出的挑战很可能直接关系到一国治国理政的根基。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原则和作为政府体制的代议制民主一直被作为衡量全球各地社会组织化的最重要维度。然而，当前一系列的世界政治社会格局变动（如英国脱欧、欧洲移民危机）表明：推动持续全球化的多重因素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阻滞，区域性实体优先于国家成为全球事务中主要角色的作用在减弱，推动不同世界观之间意义深远的沟通交流愈发艰难。

第二，全球化在影响各国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同时，也使各国自身的“社会整合能力”经受着考验。在竞争力和发展的全球竞赛中，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动或永恒的。当前我们已经瞭望到一个“人才的新时代”，适应这个新时代的驱动因素是对想象力和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的竞争。全球多数国家都面临着越来越共通的问题，一方面是生产变革带来的过剩劳动力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是对全球精英人才的竞争。当前，包括信息、交通、人工智能在内的新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工作领域，机器逐渐取代人的趋势并不止于制造业，也不止于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替代现有劳动力的现象将越来越普及，参与其中的国家都将面临劳动力转型的紧迫问题，而那些无法实质性参与到科技创新发展进程中的国家则可能面临被抛出去或被边缘化的风险。全球化会极大地影响社会运行的许多基本机制，使得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不断面临改革创新的紧迫性。因此，人们必须思考社会的再组织所依赖的一系列新制度安排是什么，如何达成这些制度安排的问题。

第三，全球化使社会治理赖以展开的民族国家框架受到了挑战。全球化其实是一些几乎同时发生的社会转型之间相互强化、相互依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关国家面临的挑战性与不确定性越来越复杂，亟待重建全球社会治理的新秩序。有西方学者从全球民粹主义的角度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人类的新时代。全球的人民无论是在美国、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当劳动阶层和中产阶层联合在一起，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时，这就是人类的新时代。但是，这个基于政治经济格局的日益全球化所需要的公共治理体系，将会通过一个什么样机制而形成？这是一个需要破解的新问题。当前，全球化内部存在着一个重要结构性的不平衡，就是社会生活层面的全球化与经济活动层面的全球化不同步，具体表现为经济活动的规则和机制实现了快速的全球化（比如，关于经济治理的国际机构），但社会治理却仍然局限于单个国家，甚至是比较滞后的），这两种空间的制度与制度、规则与规则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匹配和不协同。

可以说，全球化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倾向加剧，使超越“逆全球化”的“再全球化”的不确定性上升；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趋势基本形成，并且国内的经济社会转型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日益交织在一起，使“各国为己”的全球化既想走出“传统结盟”又深受“传统结盟”的制约。可以说，深度全球化使得各国、各地区参与全球治理的力量，同时深受自身本土社会治理转型与全球治理秩序新格局的双向影响。当前，如何通过秉持多元演化的世界观，找到包容而非排他性的思路来解决自身社会治理与全球治理面临的大问题，还需要聚焦社会治理新挑战的地方性来源。

二、社会治理新挑战的地方性来源

伴随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已经逐渐建立在“流”、连接、网络和节点的逻辑基础上，其结果是正在塑造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门户城市”，连接区域的控制中心以及由核心城市统领和凝聚的世界级大城市群。但是，当前，全球城市的社会治理却不得不正视一些新课题：如何更有效的解决技术转型换代过程中劳动力的妥善安置与废旧立新、建立新规则的社会转型问题；如何应对城市获得超越民族国家和有形空间的一些支配权力，可能引发产业、空间集聚的新模式以及社会结构的新变迁和利益结构调整的新态势问题。这些新课题为地方性社会治理带来了根本性的新挑战：

挑战之一：在一个流动性增强、公众之间传统依赖度降低的背景下，如何重塑具有一定内在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现代地方社会。这个重塑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在新条件下地方社会公共性生产的过程。当地方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日趋频繁，而他们之间相互依赖度却不断下降时，他们对本地社会的认同就会下降，并会导致公共性的形成面临困境。而缺乏公共性的支持，多元治理就会举步维艰。

挑战之二：当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成为一种对公共服务更高诉求时，通过何种制度路径来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应对公众需求。简单地说，就是以何种方式提供何种标准的社会公共产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差异化理解，会导致地方治理部门对公共服务与管理体系的整合形成不同的制度安排。如果一个地区更多强调以规模化的方式、以供给者的导向（而非需求者导向）来提供标准化的公共产品时，这个地区更有可能选择强有力的体制内整合的制度模式。而当社会治理体系需要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提供弹性化、差异化、多样化的公共产品时，人们就会更强调多层次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也就是说，这会使得地方公共服务体系内部含有巨大的张力。

挑战之三：如何在不确定情境下，寻求社会治理中的风险控制与成本之间的均衡机制。现实中，每个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推动治理创新时，都会面临如何获取投入资源以及控制治理风险等问题。这两个问题背后隐含着矛盾的诉求：即更高水平的风险控制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治理成本；而降低治理成本就可能要承担更大的不确定风险。因此，如何寻求恰当的均衡机制，就成为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治理面临的深层问题。此外，值得思考的是，上述三个深层挑战相互缠绕叠加，或将导致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面临更大的困难，尤其是下面三个问题将构成理解任何国家在世界体系与国际格局中相对位置与角色的重要基础：

—— 跨主体、跨制度领域的总体协调问题

—— 公众反馈与治理体系之间的有效对接问题

—— 治理中的符号、意义和认同体系重塑问题

三、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新战略与新视野

当今世界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民族国家经济活动的边界日益弱化，传统国家中的社群认同不断下降，本土治理转型却需要依赖一种多维配合的系统工程，而这一系统工程中的地方事务与国际事务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而国际事务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新变化。面对这样的情境，我们的想象力和应对力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对此，人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中国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发展新征程的新开始，而且表明中国对全球秩序变化的敏锐性，并能够从接受者变成贡献者。

判断中国自身进入新时代有两个基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新特点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这个历史性转变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转化。我们认识到这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转化，不仅决定了发展它的内容、方式、动力都会相应地出现根本转变，而且也决定了社会治理更加具有总体性意义。

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然而当前中国遇到的问题是“复合性”的。一方面，要解决人类社会中最基础、最古老的如贫穷、就业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最“现代”的命题，如生活品质与审美、治理参与等。这必然要求变革思维，从“牵一发动全身”的大局观出发，制定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

正是在此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在主动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治理多元化、信息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及其诸多挑战的同时，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新理念，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新战略。社会治理被写入了党章，这表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将创造性地以政党和政治机制来促进行政体系和社会力量的有效衔接，带动并提升在执政党引领下的整体性治理实践。

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一个多线程改革的复合体，涉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均衡发展政策目标下的政府运行机制优化，以及在开放、流动的社会形态下塑造党委、政府、社会力量多元合作治理结构的形成。中国的这种渐进式的治理转型，其预期目标不仅在于有效规避治理创新中的系统风险，而且要不断促进风险控制机制的创新。中国从本国实际出发的社会治理实践，不仅为当前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样本，也为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秩序的贡献者提供了中国特有的社会治理的经验支持。

在深度全球化和自身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时代背景下，2013年中国首次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遵循这一发展理念，倡导并发起了“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实现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一带一路”秉持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理念，正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与国内治理成效而提出的一个开放式的倡议，其不仅承载着推进新的全球化的重要使命，也意味着中国在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实现在价值观念、利益分配、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制度安排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

作为对治理实践的一种反应和回应，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实际运行，将为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提供了实践性依据，由实践产生、经实践检验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是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科学性表征，由此而形成的新成果将为全球人类治理文明的发展注入新内涵。

因此，当我们今天站在中国和全球关系转型变革的历史新起点上，思考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总结及其理论构建的时候，必须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我们需要新的治理理论，但这一理论不仅可以超越既有治理理论的思维惯性，又能超越西方与东方这种“二元”的思维逻辑。从昨天开幕式上国外研究者的发言中不难发现，他们更想看到中国如何向世界分析和诠释自身的新角色，以及中国对自己所倡导的全局观与世界观是如何分析的，而且希望这个分析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中国是如何践行其国内“五位一体”和新的发展理念，以及这个践行是如何与国际间、区域间、世界等多维多层次间联系的。特别是在治理理论的价值观层面上，或许更需要我们在“多元世界观”的认识基础上，超越“各国为己”而寻求共享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而这个担当，在我们看来，一个重要考验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能否就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为切入点，为世界提供理解‘我在世界之中’的中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