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思想汇 2017年5月17日

5月17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政治经济学显然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地域广袤，对学术发展而言，这也意味着，中国拥有丰富的思想创新的天然土壤。然而，随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涌入中国，有一些人似乎忘记了自己背后的中国土壤。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已有过度美国化的迹象，某种程度上，不仅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土的巨大变化，也忽视了中国五千年以来国家政治经济治理的深厚土壤。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也应该有本土意识，立足于中国本土的“肥沃”土壤，才能产生对世界有所贡献的原创经济学理论，才能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价值的指导。

当前，对中国政治经济问题思考，一些人往往先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上找坐标，并且大量参考国外文献的现有研究。还有一些人则是在西方理论上进行修修补补，或者直接套用中国数据验证美国数据已经验证的假设命题。应当承认，这些研究对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有一定现实意义，但也必须指出的是，目前很多研究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深厚土壤。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有怎样的本土意识呢？

是什么制约了本土经济学理论的产生

首先，对这片土地要有深沉的爱，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深深扎根于本土。

我们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华夏大地，而且我们的子子孙孙也将要在这片大地上继续生活。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她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记载着我们的点点滴滴……正因如此，我们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深沉的挚爱。在这种情怀的触发下，我们有责任对这片土地有所担当：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与她“休戚与共”，观察和体验这片大地所发生的巨大或细微变化；然后，再站在一个遥远之高处来审视她，并为她存在的问题或陷入的困境而苦苦思索；最终，从长期的思考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本土经济学理论，来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解释，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现如今，一些经济学研究工作者绝大多数时间不是耗费在政治经济学期刊（JPE）、美国经济评论（AER）、经济学季刊（QJE）等国际主流期刊的文献里，就是耗费在整理数据和推导模型上。这种过度美国化的经济学研究，使得学者很少有时间了解中国实际国情，以及真正以国情为基础思考本土经济学理论创新问题。而且，一些高校在吸引人才上实行双轨制，高薪引进海归博士，有的地方，本土培养的博士拿到的工资不及海外培养博士的一半。而对于海归博士而言，他们在聘任制下，必须要完成学术论文任务才能获得长期教职，在论文发表的压力下，很难有足够时间深入国情调研，来观察中国本土所发生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发表期刊水平虽然不断提升，但难有本土经济学理论的孕育而生。此外，一些重要科研机构经济研究工作者虽然离中国实际国情较近，但是也往往容易流于短期性课题任务解决，而忽视了长期本土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思想库工作。

从亲身经历而言，近年来，我受北京大学周黎安老师影响，扎根于本土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研究项目制和试点制期间，我研读了大量中国历史资料，以及中国当代的县、市、省地方志和部门志书，梳理清楚中国政治经济治理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到安徽凤阳县、福建泉州、江苏宿迁、深圳市、河北保定市等地方政府部门、企业和农村深入实地调研，虽然调研工作既苦又累，还会影响发表文章的进展，但是收获非常大，给了我研究的灵感，也使我能够在史料梳理和国情调研基础上，更好地审视中国国情，进行本土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探索。

对于“中国之谜”进行理论解释是有益探索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差异很大，用现有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一些重大问题或现象难以形成有效解释。这恰恰给本土理论提炼提供了重要契机。

目前的经济学大多是基于西方国家所发生的问题和现象的理论抽象，这些理论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国家民主和选举政治制度构建的。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结合实际国情，形成了世界上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中国经济学者如果只是沿袭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理论，恐怕是不靠谱的，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

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学者已经对一些重大中国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比如，对于“中国之谜”（China Puzzle）进行理论解释，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顶级课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谓“标准”政治制度进行转型，却历经了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奇迹。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为“世界工厂”；从一个对外封闭的经济体，发展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国。如果按照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中国就不应该发生增长奇迹，然而中国却不仅高速增长，还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被经济学界称为“中国之谜”。对于“中国之谜”的解释，也促进了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基于对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事实的观察，我研究了项目制治理模式，也尝试对“中国之谜”提出新视角的本土解释。所谓项目制，是指中央部委将各项事务与财政资金打包为项目，通过项目发包，将中央、地方乃至企业、基层组织和个人“联动”起来，实现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治理目标的体制模式。项目制治理的现代化意义在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为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项目竞争提供了平台，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甚至各级官员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与财政资金结合，凭借项目制这种强激励模式，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还发挥了财政“四两拔千斤”的效果，极大推动了地方固定资产投资，成为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解释。当然，项目制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加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它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导致地方经济发展的同质化、产能过剩等。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延续项目治理模式的既有优势，同时避免其模式弊端和缺陷，是值得研究的新方向。这里所举的只是我个人的研究案例，相关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但是，如果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能够更多了解脚下的这块土地，而不仅仅做理论的“搬运工”，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会展现出独有的理论穿透力和解释力。

中国问题成为有待发掘的“金矿”

最后，发掘历史和现代的中国问题这个“金矿”，本土经济学理论将会大放光芒，有利于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中国与其它大国相比，疆域跨越维度较大，海岸线较短而有纵深的内陆，地区地理风貌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化的地理风貌使得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区文化。中国拥有接近14亿人口的巨大规模，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人才资源非常雄厚。这一切为中国本土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创新思想源泉。不仅如此，中国还拥有漫长历史的文明，现代政治经济治理仍然能够看到历史的影子。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问题成为有待发掘的“金矿”，成为世界经济学者关注的重大问题。事实上，海外中国学的兴起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只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学才有生命力，才会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因此，中国经济学者不能舍近求远，埋头在西方经济学文献里，而对中国如此深厚的创新土壤视而不见。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问题，中国亟需基于本土语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我们必须另起炉灶，破除对西方理论的“迷信”，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为上海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