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2017年4月10日
最近有人说,中国100年都不会缺人口。当然,这是指人口数量。我不敢说100年,但我承认人口数量的确不是问题。他还认为,人口的素质是个问题,应该主要指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够高。我同意并且补充一点:中国人口的结构也是问题,年龄结构变得不像过去那么有利于经济增长了。
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在中国主要的表现,从宏观层面来说可以概括为未富先老,相对于人均GDP代表的发展阶段,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是比较高的;而直接反映在现实经济中,则表现为劳动力的短缺,而且不是指高技能劳动者的短缺,而是指普通劳动者、非技能劳动者的短缺。到目前为止,因为劳动力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非常之快,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也就意味着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快速地丧失。这也就是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原因,最终的结果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增长率也自然处在下行的趋势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
怎么解决上述问题呢?一个角度是,我们需要看看城镇化还有哪些潜力。
从统计指标上看,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之间有一个差别,就是农民工进到城市就业,就持续时间来看也比较久,但是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因而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第一,他们不固定在一家企业里,也不愿意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二,由于他们终究不能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因为要照顾老人孩子,回去又要面临就业问题,通常到了40岁就想着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
因此,我们需要解决把这部分人留在城市的问题。中国有1.7亿在城市的农民工,把这部分人留下来的做法就是新型城镇化,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是学术界和决策界共识很高的一项政策,现在正在努力推进。
为了缩小城镇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十三五”规划要求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过去两年这个速度明显提高了,但不完全是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落户,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达到的。根据分析,城镇化增量中约53%来自于居民身份的重新划分,即所谓的“就地转移”。由于这种变化并不改变这些人的就业状况和就业类型,而且并不包括农民工,因此它解决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问题,也解决不了以生产率提高为导向的城镇化问题。
推进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把农民工转变成市民是要付成本的,例如,地方政府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吸纳他们参加各项基本社会保险,也包含一部分财政补贴。这意味着,改革需要有成本,而这种支出负担尚未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做出合理地分担,导致地方政府缺少改革激励机制。因此,作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需要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条件,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才能做到真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作者蔡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上海研究院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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