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外交和国际关系成为热门话题，与中国崛起遇到了巨大的外部阻力有关。我们越来越发现，中国的事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内部的事。经济全球化使地球越来越像一个村，但是村里并不是秩序井然。如果说以前我们处在村子的边缘，一举一动不那么引人注目，现在我们已经居于次中心或中心的位置，干什么人家都盯着你，哪怕有一些事跟我们关系不大也会让我们“躺枪”，所以我们需要不断解释，说明我们的文化，说明我们的想法。因为你的做法大家能看到，但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内心是什么，人家看不清楚，所以需要我们去说明和解释。用西方话语体系去解释容易让西方理解，但是也容易让我们落入话语陷阱。我们说我们要搞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有什么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内的目标怎么确定的，对外的关系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还是我们就是实用主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答，而回溯建党建国以来的历史则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到很多问题的答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两个维度，一是纵向看，它是百年来中国依照本国国情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科学总结；二是从横向来看，它在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比较中推陈出新，具有独特和丰富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难题至少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如何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二是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缩小贫富差距；三是如何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迈入现代化，四是如何在不破坏自然环境和耗尽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五是如何在不扩张不殖民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这五个难题都是西方未能解决的。中国用自己的百年实践对这五个问题做出了系统的回答，这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创新，也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梦想的一个思想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一开始就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对内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对外构建公正公平的国际关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建设。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外交经历了从“一边倒”到对外开放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阶段，遵循的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局势和自身使命的认知。

简单回顾一下这三个阶段，可以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外交路线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第一阶段是“一边倒”与新中国初期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担负着让人民站起来的历史使命，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现代化才能使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新中国成立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政治条件和外部环境。建国初期我们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进行了抗美援朝。“一边倒”是以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所以说即使是在“一边倒”的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是独立自主的。虽然我们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是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彻底中断，比如1952年与锡兰（现斯里兰卡）签署了著名的“大米换橡胶” 的贸易协定（即“米胶协议”），开创了中国与不同政治制度国家进行贸易的先河。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访问英国。此后，法国、瑞士、联邦德国等国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促进了中国和西欧贸易的发展。尤为可贵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治交往也扩大了。我们提出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方针，打破了美国的“遏制孤立”政策。

在正确的内外部方针指引下，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而全面的恢复与发展。基于此，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1956年，毛泽东主席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将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切向苏联看齐转到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上来。对美国，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9月为中美大使级会谈定下“一揽子解决”原则，1960年代初确定“谈而不速，谈而不破”的对美方针，对日后中美关系的缓和留下余地。与苏联关系破裂后，新中国的外交重心放在“两个中间地带”上，后来又演化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同霸权主义做坚决的斗争。

此后，毛泽东主席又提出来“一条线”战略，也就是联合美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与新中国建交的高潮。这是第一阶段，可以说实现了“站起来”的历史使命。

第二阶段是对外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个时期邓小平同志先后提出了“两个利用”的思想，也就是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利用外资。总的来说，这个阶段是中国外交战略从“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的转型期，重要的标志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与此同时中日、中欧关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方主导的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中国与它们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1985年，邓小平同志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判断，认为有必要在对外政策上实现两个重要转变，即改变原来认为战争的威胁很迫近的看法，改变过去我们所奉行的“一条线”战略，这“两个转变”就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才有了我们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才有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这么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应该怎么办？邓小平同志强调：“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这些话质朴而有智慧，可以说是我们外交思想的宝贵财富。由于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我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5680美元，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飞跃。

第三个阶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时期。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对于时代命题和世界大势，党中央有两个重要的科学判断，一个是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是世界进入了了动荡变革期，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各国都变成原子化、一盘散沙，还是说可以把各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把各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这个倡议蕴含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思想精髓，为我们开展与周边、亚太、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一波未平，俄乌冲突和猴痘传染一波又起。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才能凝心聚力，为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

“东升西降”和由此带来的深刻变化是新时代外交的重要背景。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也迈向了百万亿元的新台阶。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然而，中国的迅猛发展却使西方发达国家感到不适应，主要就是美国。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不会放弃以斗争促和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7年中国要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这是建党、建国两个百年之后中国提出的第三个百年目标。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一个强起来的中国只能是世界和平更加有力的维护者。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而全面地向世界其他国家阐释了我们的安全观，包括他先后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系统表达了中国对安全问题的理解、思考和关切。特别是最近发表的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了重构国际安全框架的一些基本原则，必将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其他大国的响应，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等一道载入史册。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看清现在和展望未来。中国这100年从积贫积弱到富强起来的奋斗史使我们懂得，好日子是干出来的。我们需要争取好的外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但我们的发展永远要立足自身，因为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实际上各国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各有各的诉求，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再好的关系，哪怕是盟国，矛盾的存在也不可避免，这是矛盾的普遍性。有的时期矛盾双方的统一性强一点，有的时期矛盾双方的对立性强一点，但只要不热战，就能共居于一个统一体当中。新时代，中国外交肩负着新任务。在疫情和冲突叠加的时候，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保障国家的资产安全，保障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安全，保障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都显得格外重要。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面对这个特别复杂的国际环境，既要有战略定力，也需要有战略耐心。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和可以期待的。

（本文根据欧阳向英研究员在上海研究院举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来。）

【作者简介】

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