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改革开放40周年洗礼，中国已经进入自主创新和消费增长的阶段。”樊纲说，“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创造的重要奇迹不在于我们增速有多快，而是没有出现衰退，没有出现负增长。未来中国的潜力仍然十分巨大，再创造十年、二十年快速增长，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30多年前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那时我在美国留学时看到唯一一个中国制造的出口商品，是家居店里一个藤编的筐。
之后我就问学院的院长，研究院当时研究日本、拉美、巴西、阿根廷，没有研究中国，我说什么时候研究中国？他说什么时候美国进口当中3%来自中国，我们就要研究中国问题了。”
樊纲直言：当你没有出口的时候，人家看都不看你，而现在跟我国有贸易摩擦了，这说明我们发展到了一定阶段。
那么贸易摩擦的核心是什么呢？樊纲认为并不是贸易逆差这么简单，更深层面是涉及经济发展，涉及技术进步的问题。
实际上，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有道理的。樊纲把其总结为：符合了两条经济发展的规律。
首先，一个落后的国家刚开始发展时，什么都缺乏，缺乏资本，缺乏技术，缺乏知识，缺乏管理，唯一的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而过了一二十年，这个因素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了，那么就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开始发挥后发优势。经济学认为，相对落后的国家在技术、资本方面都是劣势，但有两个相对优势，一个是廉价劳动力，第二个是有后发优势，术语上叫减少“试错成本”，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可以以低成本较快速度地获取相应的知识和技术，这并不涉及违反知识产权的问题。
樊纲说：“我们观察西方发达国家怎么做企业的经营管理，我们就跟着学。因为人家试错都试过了，技术已经得到了发展，通过发挥后发优势，我们学过来，减少了学习的成本，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发展。我们尝试让其他国家的知识存量、增量外溢到我们这里，称之为“外溢效益”。”
樊纲表示，获得相对优势的前提是要开放，要引进外资，拓展对外贸易。对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樊纲认为，我们经过学习，发展确实比较迅速，但也产生了对模仿和学习的依赖，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对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尊重度也不够。美国在80年代初的时候曾通过一个法案：哪怕是国家投资搞的科研，那个研发的产权也可以归研发人员个人所有，这是很重要的，个人所有就可以资本化、权益化，不仅有激励，资本就来了，风投就可以做了，大家可以集聚各种资源来发展新的技术。
樊纲称，这次的贸易摩擦提醒了我们，中国从现在开始就要进入自主研发的阶段，不是说停滞学习，中国要继续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知识和技术，包括制度，我们要进入以自主研发为主的阶段。
“过去说体制要改，现在开始重视了，这促使我们进入新的阶段。落后国家要发展很不容易，要面对世界上各种竞争对手，你是新兴大国，现存大国，这都是成长中的烦恼”。
除了自主研发，樊纲还建议要进一步开放。中央政府近期已经释放多次利好，包括合资企业股权开放问题，还有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都要进一步开发，这都是新的形势。
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樊纲表示，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消费增长的阶段。
中国经济收入到了一定阶段，开始进入消费领域。另外，劳动成本上升比较快，农民工的收入从2007年每年增长17%、18%，低收入阶层收入提高，消费增长比较快。而且社保开始起作用了，不仅城里人有了相关基础保障，农民也有了新农保，大家后顾之忧少了，消费更积极。
同时，互联网促进消费，互联网金融对消费也有很大的改变，技术变化带来了消费信贷这一新模式。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钱的一代人开始要退休了。这些人过去20、30年的收入增长得很快，以前有钱没闲他还花得少，一旦退休，就开始要享受生活，消费量比以前大很多，经济学叫“负储蓄”，工作的时候叫储蓄。
“在国际上开会，老有人问，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我说发生的情况是跟你们一样，或许都会面临退休金不够等的问题。我们工业化刚进入了高增长的阶段，你想想你们退休的人在干什么，我们退休的人在干什么，你们退休的人在周游世界，或者买部房车周游美国，我们年轻挣钱的人现在已经高消费了，但是退休的人呢？跳跳广场舞，抱抱孙子”，樊纲通俗地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到了这个节点，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过程，因为人员结构、储蓄结构发生变化，对很多行业都会有影响。
樊纲总结称，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奇迹不在于我们增速有多高，其实是没有衰退，没有负增长。未来中国的潜力仍然十分巨大，我们人均GDP不到9千美元，美国将近6万美元，城市化、工业化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有十年、二十年正常的高增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樊纲系上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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