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0日

近年来关于中间阶层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特大城市里中间阶层比例较高。相对于中小城市而言，中间阶层的规模在特大城市快速成长已经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么，为什么特大城市更有利于培育中间阶层？或者哪些人更容易成为中间阶层？中间阶层规模壮大后特大城市的社会结构有哪些新的特征？中间阶层的社会信心如何？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中间阶层的形成渠道

社会学研究对中间阶层有很多种定义，但主要依据教育、职业和收入来界定。中间阶层的基本含义是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职业是白领社会群体。中间阶层具有一些大家相对都熟知的群体特征，包括从职业类别角度看主要是非体力劳动者；在受教育方面，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在收入方面，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一般来说，教育可以看作是中间阶层地位获得的敲门砖，良好的教育使得人们获得白领职业，有一个体面优越的工作，进而才有中等偏上的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与之相伴随的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加之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促进了职业流动，应该说，这些因素叠加事实上已经培育出了一个中间阶层。

进一步考察中间阶层生成渠道，很多学者都指出市场化是中间阶层形成的主要推动力。例如，国外学者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揭示了市场化将创造以市场为中心的机会结构，为原来的再分配领域以外的经济部门获取经济利益提供更多的机会。国内很多学者对此也有深入的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体制外的经济部门不断壮大，吸纳就业人数规模日益加大，从而促进了大规模职业流动。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有机会实现向中间阶层社会地位的流动。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新中间阶层主要由四个职业群体构成的，即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根据统计数据和专门针对中间阶层的大型调查数据，可以发现上海从1982年到2015年，这四类职业群体所占的比例从28.5%上升到78.4%。如果仅仅考察“核心中间阶层”（主要指各类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就会看到这两类职业群体所占的比例从13.9%上升到了31%。与此同时，体制外的核心中间阶层和边缘中间阶层的比例也有大幅度增长。例如，截止2015年，上海新中间基层在非国有部门就职的比例超过50%，而边缘中间阶层在非国有部门就职的比例则高达57%，非国有部门已经成为培育中间阶层的重要渠道。因此，可以说市场化是培育中间阶层的制度化推动力。

从个人层面而言，市场能力是人们获得中间阶层地位的关键。吉登斯将市场能力界定为个人可以带到市场上增强其讨价还价地位的各种形式的相关属性。他认为有三种重要的市场能力，即对于生产资料的财产占有、对于教育或技术资格的占有和对于体力劳动力的占有。由这三种不同的市场能力产生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阶级：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工人阶级。在市场化改革中，体制外部门主要依据个人的市场能力选择从业人员，这一点不言而喻。体制内部门也逐渐形成了以个人市场能力为依据的竞争性人员选拔聘用制度。个人想要获得较好的职业，一定要具备相应的市场能力。同时，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为就业市场输送了规模庞大的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能力日益成为个人获得较高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以新中间阶层代表性群体专业技术人员为例，数据显示，1980年以来，上海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从33.08万人上升到2014年的94.71万人。从比重上来说，专业技术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数据显示1982年仅有10.7%的从业者为专业技术人员，而到2014年这一比重则上升到了21.2%。从已经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全体就业者中，通过专业技术证书或专业技术渠道进入中间阶层中来的占很高比例。

我国特大城市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同时，各种产业聚集，吸引了大量具有较高素质和技能或者说具有较高市场能力的人员，这些使得特大城市在中间阶层的培育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特大城市社会结构的新特征

中间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使特大城市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新的特征。最突出的一点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初具雏形。

以上海为例，1980年代上海的社会结构形态是典型的“烛台型”或“倒T型”，意味着社会底层群体庞大，中间及以上阶层比例较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上海的社会结构形态也逐步发生变化，基本趋势特征是底层群体不断减少，中间及以上阶层的规模不断增加。根据2015年我们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上海社会结构形态已经初步具备橄榄型特征（如图所示）。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为代表的中间阶层的数量稳定增长；以产业工人为主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在逐步缩小，以农民为主的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则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种社会结构变迁体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作为社会改造力量的持续而深远影响。

上海社会结构形态特征与社会流动尤其是上升性社会流动有关。根据有关调查数据计算，2005年至2011年间，上海社会总流动率呈不断增长的趋势，2005年总流动率为61.70%，2008年增长至66.3%，2011年大幅增长至76.4%。总体而言，以向上流动为主，向上流动率在50.8%左右，向下流动率在20%左右。但是2013年社会总流动率有所下降，但仍然以向上流动为主，向上流动率下降到47.4%。可以说上海作为一个发达的大都市，整体而言，上海的阶层结构保持了开放的特征，社会的代际流动还是比较频繁的，并且上升性流动比较明显。这种频繁的上升性流动，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边缘群体有机会跻身为中间阶层。

特大城市中间阶层的信心与焦虑

在社会信心方面，一方面中间阶层对未来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也现实生活中充满焦虑，这是中间阶层的真实写照。

在信心方面，北京、上海和广州的调查数据显示，从五年前到现在，三个城市认为自己家庭为中间阶层的比例显著增加。北京、上海和广州居民三地认为自己家庭五年前为中间的比例分别为30.5%，48.1%和35.9%，而三地居民认为自己家庭现在属于中间阶层的比例分别为48.8%，61.3%和53.8%，相对于五年前，北京和广州两地居民认为自己家庭属于中间阶层的比例增加了18%，上海略低增加幅度为13%，但上海在三地中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的比例最高。更为重要的三地居民对未来充满信心，认为自己家庭五年后可以成为中间阶层的比例分别为北京66.6%，上海71.6%，广州69.6%，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三地居民认为自己家庭可以跻身到中间阶层的行列。

在焦虑方面，中间阶层焦虑主要是地位焦虑症，也就是地位不稳固的问题。从社会流动的角度讲，中间阶层向上流动的目标应该是更具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获得更高层次的阶层地位是很多中间阶层成员的追求。而现实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实现这种向上流动。而中间阶层向下流动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比如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有接近三成的韩国人认为自己不再是中间阶层了，而沦落为社会下层，所以韩国学者借用“雪人型社会”来形容中间阶层的崩溃。日本在漫长的经济停滞后，相当多的中间阶层也走向贫困，日本学者用“下流社会”来描绘中间阶层的沦陷。在美国，三四十年前中间阶层的比重非常高，要在七成以上，但最近十几年来中间阶层不断减少，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中间阶层减少的程度更是惊人。这些事实表明中间阶层地位不稳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

困扰中间阶层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工资等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不平等问题。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充分揭示了当下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两极化现象，即资本收入远远高于劳动收入，二者不可同日耳语。在我国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比如，投资一套房产几年获取的受益可能比一个中间阶层家庭毕生的工资收入都要高。而中间阶层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职业带来的中等偏上的收入，只要职业稳定，劳动收入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和比中间阶层更加具有优势地位的阶层相比，在资本收入方面，中间阶层不具有优势，中间以下阶层更是如此。而通过辛辛苦苦、努力工作无法获取更多财富，拥有一定的资本确可以轻松赚钱，这是不仅是中间阶层，而是全社会都面临的一个普遍的困扰。说的通俗一点，勤劳不再成为致富的有效途径，在资本为王的时代，“不劳而获”的收益远远高于辛苦工作的收益。从这个角度而言，中间及以下阶层实现向上流动日益艰难。

因此，一方面，中间阶层和更加具有优势地位的阶层在资本收入上没法相比，向上流动的路途似乎遥不可及；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即使有一定的房产、金融等投资，更加担心这种投资本身潜在的巨大风险。例如，股市的大起大落就是中间阶层的绞肉机，目前的房地产泡沫一旦吹破，很多中间阶层就真的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些是中间阶层面临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没有人包括政府可以背书、可以打包票不会发生。

一般说来中间阶层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在这个判断也有一些限定性的条件，情况可能并不总是如此。几年前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香港“占中运动”等都有中间阶层参与其中。单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如果一个社会不平等状况加剧，中间阶层长期受挤压，对自身地位充满焦虑，不仅上升无望，而且朝不保夕，那么此时的中间阶层可能不再发挥社会稳定的作用，更有可能成为不稳定的力量。这样看来，中间阶层具有社会稳定的作用也要具备一定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一个社会一定要有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能够使中间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让中间阶层对自己未来的预期是确定的，可以预见的，而不是相反。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