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梅认为,疏导年轻人的焦虑问题,可以从年轻人学习、工作和生活预期的引导着手。至于如何改善,仅仅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全社会包括市场、政府、社会的通力合作。
“生活世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相互交往的舞台,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背景知识,在这个背景知识下,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形成共识。同时,人们之间的协商沟通又稳固了“生活世界”的共同体。我们社会中,“生活世界”的基础共识是存在的,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如何通过互相倾听、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的沟通机制进一步促进“生活世界”的构建至关重要。
各方通力合作,用向好的预期引导人们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要通过全社会的合力打开新的通路,使国内的选择多起来,让年轻人看到这些选择并为之做准备。有了预期和方向,人们就可以行动起来。人们行动起来,社会的活力就回来了。
文汇报: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您如何看待和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焦虑问题?它给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提出了什么样的课题?
李友梅:我们通常讲的焦虑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消极“焦虑”,指人们在身处复杂不确定情境时由于处境和目标的无法预期而产生的不适应感和不愉快的情绪状态。在社会学家看来,焦虑无处不在。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用一种欲望代替另一种欲望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去关注焦虑问题。
经过这次疫情,国内外的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人类社会突然处在了一个新的结构当中。不难想象,当前的焦虑不是一个人群的孤立现象,焦虑的产生和传导往往是一种社会性的因果关系。疏导年轻人的焦虑问题,我们可以从年轻人学习、工作和生活预期的引导着手,有一个合理可求的预期可以生成改变现状的动力。至于如何改善,仅仅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全社会包括市场、政府、社会的通力合作。
文汇报:那么,如何引导年轻人有向好的预期?
李友梅:我觉得可以拿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就业机会。学生担心升学和就业,究其主要原因而言,目前国内企业复工复产,许多企业转型发展并提升了生产能级,这意味着就业求职者要具备相应的高技能,也必然导致普通技能的岗位数量相对减少。国家目前正在想办法多渠道拓展就业机会,比如在大学、科研机构里增加助研岗位。
职业培训学校的改革创新也要跟上,不仅要扩大、升级,还要具有多样性,让学生们有更多学习选择,这是需要科学有效设计的。在这个体系中,职业培训学校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职业保障。因此,职业培训学校的教育要对接未来的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新需要,根据新需要的技能来开办职业学校或者设置新的课程,目的是让学生们通过在学校的技能学习建立起职业预期和生活预期——也就是让他们先看到未来的就业可能,再有针对性地做具体的学习规划。这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可以合力促成的一件事,尤其对于培养制造业技能的学校而言,它们需要很多投入。
文汇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除了 “稳定的政策”这颗阶段性的 “定心丸”外,还需要哪些 “稳”的举措?
李友梅:同时需要建立相应的数据平台,对高技能高素养职业岗位的最新数据进行定期公开发布,而且要与职业培训学校的升级发展联通起来。
受疫情冲击,国际间的交流少了,人们的选择也少了许多,一些原本存在的路被堵住了。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要通过全社会的合力打开新的通路,使国内的选择多起来,让年轻人看到这些选择并为之做准备。有了预期和方向,人们就可以行动起来。人们行动起来,社会的活力就回来了。
与年轻人沟通是一门必须学习的艺术
社会心理是会传导的,尤其是社会心态在群体之间的影响很快。沟通需要耐心地倾听,有时还需要协商,这是给予引导的过程。建议在正式上课前安排一段时间,作为学生的心理心态疏导调适期,除了对防护作说明,也要专门帮助他们将近半年来脑子里积攒的那些问题纾解开来。
文汇报:疫情发生到现在,学生有长达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待在家中,这对学生回归学校、毕业生进入社会,是否会造成影响?
李友梅:这么长一段时间里,年轻人基本上就待在家里,每天接触的除了父母,就是上网,由于每个家庭一个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分配均由自己安排,包括焦虑的缓解甚至忧郁的分散。网上的信息涉及国内国外,错综纷扰,孩子们识别是非的能力还不成熟,加上疫情中许多网络信息真假难辨。如何更好地帮助这些年轻人?我建议在正式上课前安排一段时间,作为学生的心理心态疏导调适期,除了对防护作说明,也要专门帮助他们将近半年来脑子里积攒的那些问题纾解开来。暑假很快来临,如何利用好暑假前的这段时间梳理学生的心理心态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对即将走向社会的毕业生群体,要为他们设计一些讲座,使他们能够拥有认识社会的正确方法,帮助他们建立起对未来职业生活的积极预期。
文汇报:年轻人看重被理解,因此需要与他们沟通,您如何看待沟通问题?
李友梅:社会心理是会传导的,尤其是社会心态在群体之间的影响很快。沟通需要耐心地倾听,有时还需要协商,我觉得这是给予引导的过程。与年轻人沟通思想是一门艺术,我们都需要学习这种艺术修养。社会学研究常使用“生活世界”这个概念。“生活世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相互交往的舞台,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背景知识,在这个背景知识下,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形成共识。同时,人们之间的协商沟通又稳固了“生活世界”的共同体。我们社会中,“生活世界”的基础共识是存在的,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如何通过互相倾听、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的沟通机制进一步促进“生活世界”的构建至关重要。
文汇报:今年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对年轻人的就业,您有什么建议?
李友梅:在日本有职业规划公司,专门为求职者设计个性化的职业规划,职业规划师本身是一个专门的职业,他们根据每个求职者的现有阅历、知识储备和技术能力等,开设相应的交流辅导课程,帮助其选择未来适合走的职业路。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专业化服务,使年轻人形成合适的职业预期。我们的社会建设以民生为重点,这方面的思路还要再打开一点。可以进一步在社会治理的软件建设下功夫,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对不同的价值理念进行协调。
文汇报:疫情过去后,除了精神过度的紧绷,还存在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懈怠,如何应对这种社会心态?
李友梅: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的一些社区治理方式经过此次疫情松劲了。接下来,依然要追求有质量有品位的生活。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建立健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文汇报:我们如何理解共同体在社会中的作用?
李友梅:在社会学视野中,“共同体”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社会学家滕尼斯指出,“共同体”是有机的生命结合和持久的共同生活。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尤其是后工业社会时,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加,共同体的形式也经历了现代嬗变。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基于稳定的共同生活、共享价值、共有观念来维系的社会团结是传统的社会共同体,而当代社会共同体已经不是同质同构的组织形态,而是异质化功能性的,由此提出的公共议题、公共利益必须要依靠基于文明理性、公共精神之上的民主协商、责任分担才能达成可接受的共同原则。我们的生活中有多种形式的共同体,比如基于血缘、地缘和传统业缘的初级共同体,基于相同价值的高级的共同体,以及网络形态下的跨越传统阶层划分的新型共同体等。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应基于公共性精神而形成相互包容、协商民主的良好氛围,哪怕观点不同甚至相互对立,通过沟通交流也可以慢慢地接近,最终的目的是把问题弄清楚,这个过程中大家有力往一处使,“众人拾柴火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