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最近几个月上海、北京的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大家当前对经济形势都非常担忧。本来我们希望在发展的新阶段城镇化能够继工业化之后，成为经济持续增长新引擎，但新冠疫情常态化对我国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我今天的发言，其初衷是想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以便我们对当前城镇化的挑战有一比较清醒的认识。

我先讲一下关于我国城镇化的常规预测。总的结论是城镇化水平将会继续提高并突破75%的天花板。

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接近65%，已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迄今为止，关于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的峰值，并无定论。目前，在人口规模超过3000万的发达国家中，城市化率已普遍高于80%，对这些国家来说，城市化水平的继续提高，已不再是发展水平的表征，而只不过是人口居住集中程度的显示，因为这些国家的农业从业者，已只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3%，绝大多数乡村常住人口，都是非农从业者，他们居住在乡村只是一种生活地点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在中国，由于农民人数众多，很多学者的相关研究认为，中国即便实现了国家现代化，也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把80%以上的人口集中到城市居住。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0年前后的一项研究的预测，中国城镇化的峰值将在 70%—75% 之间。但类似于这种关于中国城镇化天花板的预测和估计，总是被实践突破，因为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近期相关研究机构的模型预测，则做出更为乐观的估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中心预测，我国城镇化进程在2020年之后还将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到2035年城镇化水平将稳定在80%以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预测认为，长期来看，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80%左右较为符合我国国情，最高情况下应不会超过85%。当然，也有的学者对中国城镇化的继续快速发展表示出疑虑，认为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及城镇化发展存在着诸多“结构性失衡”，支撑以往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投资红利”都已开始显现“拐点”，城镇化发展今后“从失衡到均衡”需要付出不断趋高的成本。

城镇化是一种现代化的大趋势，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由于城市在生活和就业机会方面的优势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即便是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时期，城镇化也会继续推进。但对中国来说，今后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指标，可能还不是城镇化率，而是城镇化的发展质量，特别是能否将大量的农村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市民化”，能否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这两个指标并轨，能否大幅度缩小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

以上只是根据现阶段的发展水平进行的常规预测，但现在出现很多新的变化因素。我讲五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城镇化也遵循着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即主要依赖工业化的推动。但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加快和城市绿色发展的要求成为硬约束，我国的大城市普遍开始了“去工业化”的过程，城市经济中的服务业占比不断升高，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发生深刻变化，工业和服务业在推动城镇化中的力量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关于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和服务业的作用比较，目前还存在着很多争论。从已有的研究结果看，工业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而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和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服务业相比较工业，其生产效率和增长率都较低，其在城市经济中比重的提高，会削弱城市发展的动力，这通常被称为“鲍莫尔病”。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服务业种类很多，相当一部分现代服务业的经济效率和技术水平要高于工业。而且与工业相比，某些现代服务业的经济聚集效应更明显，比如在英国，金融保险业的集中程度比制造业高35倍，信息和通信业比制造业高7倍。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的时代，数字赋能会促使服务业超常发展，从而成为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新引擎。

显然，当城市发展中“去工业化”成为普遍的长期趋势时，现代服务业能否迅速成长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成为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动力转换的关键议题。

第二，城乡之间依然存在的巨大发展差距。中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以及各种资源大量向城市集中，也造成了中国在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巨大城乡差距。直到2021年，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万元（人民币），只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7万元的约40%，加上资产和各种有形的、无形的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城乡之间的生活差距和发展差距是巨大的。中国由于人多地少，农户户均耕地面积只有0.6公顷，绝大多数农民仅靠农业产出收益难以过上体面生活，大量的农村富裕劳动力要靠外出打工收入补贴生活，2020年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村居民全部收入的40%，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两个40%，即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40%和农民的非农打工收入占其全部收入的40%，彰显了中国农民的发展困境。特别是1995年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村青年，已经很少有人愿意留在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和村落，实际从事农耕的都已经是中老年劳动力，可能也是中国最后一代传统小农。

从国家战略的层面来看，一方面，要推动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让绝大多数农民富裕起来，因为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要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以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也是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发展孤军突进的风险所在。从这个维度来看，我国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其核心要义就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三，人口结构变化对城市发展影响深远。2010年以来，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两个深刻变化，即老龄化的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特别是从2014年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和占总人口的比例出现双下降，近7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约600万人。人口结构的这两个深刻变化，都对我国的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老龄化造成中国老年抚养比2010年以后加速升高，而且中国老龄化的特殊性是，现在绝大多数60岁以上的城市老年人，都是独生子女家庭，代际养老遇到诸多困难，城市的社会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中国从业人员的退休年龄较早，这就使得中国城市中60岁以上老年人中的实际不从业人员的比例相对较高。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全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前50个城市看，相当一部分老龄化严重的城市都面临着就业机会少、年轻人出走、消费不振、增长乏力等问题。

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也对城市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支撑了中国城市大规模的城市建筑工程、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但这种情况目前已发生转折性变化。

我们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相关研究，对这种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给中国城镇化带来的后果做出令人信服的研判。

第四，“城市病”治理同时面对老难题和新难题。城市在发展中必然会遇到一些突出的普遍问题，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短缺、房价高企、就业困难等，这通常被称为“城市病”的老难题。中国为解决这些“城市病”的老难题也采取了各种特殊举措：例如为了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实行了严格的、大规模的生产和生活能源使用减碳措施，包括关闭众多碳高排放企业、投放巨额财政补贴实行生活取暖“煤改电”、“煤改气”等；为了解决北方城市普遍缺水的问题，实施了跨越数千公里、调水数百亿立方米的的“南水北调工程”；为了解决城市房价的飙升，普遍实行城市住房的限购政策；为了解决特大城市的交通拥挤，实行了家庭购车限制和限行制度，等等。

然而，中国的城镇化也面临着一些自身的突出问题。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主要是城市的包容性问题和社会活力问题，而且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城市在发展中追求环境美丽、市容整洁、生活美好是必然的过程，但城市不应只成为富人的天堂，应当让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实现梦想的空间和机会，这是城市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社会结构基础。实际上，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趋势加快的情况下，城市流入人口将会受到重大影响，而城市流入人口是城市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

第五，新冠疫情常态化对城市治理的考验。我国自2019年年末肇始的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作为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迅速扩散性等特点的“现代风险”，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打破了人们关于“现代风险”的“来得快、走的也快”认识，表明这种“现代风险”可以“常态化”存在。

在迄今为止的城镇化历史上，城市发展的结果就是不断地缩短人们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的缩短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鲜明特征和活力源泉，而新冠疫情就像是一符人类“社会距离”的“魔咒”，对其防控的最基本要求就是保持“社会距离”，这是城市治理从未遇到过的难题。

在疫情影响下，作为城市生命线的服务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的一天不工作、一天就没有收入的一线服务业人员，生活遭到重创。新冠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和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成为当前城市治理的最大的两难问题。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这些问题和挑战能够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本文根据李培林研究员在上海研究院举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来。）

【作者简介】

李培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上海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