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的瓶颈问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这些深刻变化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问题的挑战。面对错综复杂的新发展问题，中国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用以统领发展全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一次新的发展观的革命。新发展理念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要求，对以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有重大提升和创新，对构建新发展社会学意义重大。对我国来说，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都成为新发展社会学的重大研究议题。

能否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

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本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发展中国家过去的产业技术升级，一般也都是走模仿和替代的道路。我们知道，技术的更新换代有一个规律，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从电灯的发明到芯片的产生，过去需要几十年更新换代的技术产品，现在可能几年就被更新替代了。所以，一项技术发明如果不能及时实现市场化应用、获得收益，就可能血本无归。为了鼓励对科技开发的投入，人类发明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实际是本国低廉劳动力和市场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设计的结合，本来是一种发达国家占据控制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地位、拿走大部分收益的互惠合作。但当中国按照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则，制造品从服装鞋帽发展到电子产品时，美国却感到了一种失去技术垄断的威胁，对中国提出的“自主创新”极为敏感，不惜丢掉他们一直标榜的自由贸易的旗帜，对中国开始实施全面的技术封锁和恶意打压。我们应该庆幸的是，这让中国幡然觉醒，意识到关键技术上被垄断和仰人鼻息是多么致命和可怕。走市场换技术的路，在一些“卡脖子”技术和关键领域是行不通的。

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要实现产业结构在新发展阶段的升级，必须在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上打破垄断，全面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尽管这可能是一条艰难、坎坷和漫长的路，但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命脉。所以，我们必须对创新的动力、创新的环境、创新的文化和激励创新的制度有全新的认识。

能否实现均衡发展和乡村振兴、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

用现代化的标准衡量，我国最大的发展软肋，就是仍然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庞大的农业人口，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仍然属于低收入人口。我国绝大多数农民收入较低的根本原因，还是人多地少，全国农户平均耕作面积不到0.5公顷，绝大多数农民耕作面积和经营规模较小，难以达到社会劳动者的平均收益。2020年，从我国就业结构来看，农业从业人员还占就业总人数的23.6%，约1.8亿人，但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只占7.7%。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和平均收益，都远低于第二、第三产业。所以说，乡村振兴的要求有千条万条，但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是最大的难点。

中国也在借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的农业和乡村社会现代化经验，但由于自身国情必须走出自己的新路。中国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走了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或“过密化”的农业发展道路，即迫于生计，只能在有限耕地面积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和资金，尽管单位面积产出较高，但劳动边际收益却持续降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我国也开始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并促进耕地的规模化经营，取得了显著成效。

目前，我国已经有约1／3的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现了流转，也有近2.9亿农民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成为农民工。农民工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村居民总收入的40%以上，并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农业劳动者的老龄化程度加剧，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潜力降低，理论上依然存在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实际上都不再可能成为工商产业的劳动力后备军。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几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目前还不清楚这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产生的短期变化，还是我国劳动力总量的持续减少带来的转折性变化。

当然，乡村振兴和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从规模化农业经营、农业劳动力兼业和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有多种发展的路子，但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关键还是要看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民长远发展能力的增强和城乡发展差距持续缩小。

能否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成果共享和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基尼系数衡量的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只有0.2左右，在理论上处于一种非常平均的分配状况，但这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成为影响劳动积极性和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竞争机制的效应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形成的合力，也使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快速攀升。

从2006年开始，我国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要求“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此后，我国在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减少农村贫困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更大力度的举措，对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制定“十四五”时期以及到2035年发展目标和任务时强调，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我国学者在这种发展变化中也在重新审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其一，效率和公平可能并非过去我们所认为的绝对此起彼伏的关系，而是要建立二者之间的一种均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能够实现这种均衡。比如地域面积和人口规模与韩国差不多的浙江，在我国发达省份中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民营经济产出在地区经济产出中占比较高的省份，2020年地区人均GDP已经相当于韩国人均GDP的2/3，但其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在全国都是最小的，具有了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良好基础。

其二，共同富裕也是有差别的富裕，并不是要返回平均主义。所谓公平，更重要的是看公正不公正，看机会是否公平，而不是简单地只看平均不平均。

其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要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更要优化财富分配结构，随着人们财富拥有量的增加，财富分配将成为控制贫富差距的更重要的方面。

其四，根据一些国家控制贫富差距的经验，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有足够的耐心。

能否在绿色发展硬约束要求下持续发展

中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双碳”目标，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条件的“硬约束”，对中国的发展方式提出了极大挑战。因为在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产生碳排放的化石能源占84.7%，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发电等能源仅占15.3%。而且，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并且确定了到2050年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保持的持续经济增长使能源消耗总量仍处于上升时期，人民生活的快速改善也使得人均耗能处于快速增长时期。这种耗能增长的“叠加”，意味着我国能源消耗的总量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但无法出现转折性变化，还会继续增加。因此，我国必须走改变能源结构的道路，逐步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的占比和总量，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通过技术改进降低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同时实施全民节约能源行动，这将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

绿色发展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机遇，我们需要抢占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先机，使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能否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继续扩大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适时作出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判断，把“对外开放”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1982年12月，对外开放政策被正式写入我国宪法。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原来把中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市场、极力施压要求中国对外开放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的崛起会改变既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认为中国从对外开放中占了大便宜。特别是美国转而对中国采取设立国际贸易壁垒、技术封锁、金融打压等一系列“脱钩”和“孤立”政策，试图迫使中国就范。其实早在1982年，顶着各种压力大力推进对外开放政策的邓小平，就富有远见地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进入一个发展前景极端不确定的时期，这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磨合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适应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适应中国的发展变化，放弃所谓“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谋略和“零和博弈”思维，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会在维护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承担起大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