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先生在两会期间，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在谈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时，王巍先生指出，现在已经进入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转化的关键期。
王巍先生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个国家支持的大型的、多学科参与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立项到实施，到2015年成功结项走过了15个年头，所取得的最主要成果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并非虚言”。中国文明探源工程表明，早在5200年前左右，长江下游在一些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率先进入了早期文明阶段，虽说它还是一个区域性的文明。后来，随着各个区域间不同文明的相互学习、相互竞争，最终在夏商时期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格局，我们称之为多元一体格局。
王巍先生强调，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历程中要着重弄清楚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时间、形成地点和形成过程及其背景、动力、机制和特点。要达到这样的科研目的，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的变迁、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等。如此多的科研内容显然不是单一学科所能承担的，需要多学科的联合攻关。王巍先生介绍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十五年，科研内容涵盖了众多自然科学的学科领域，如物理学、化学、农学、医学、生物学、天文学、动植物学、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DNA技术、冶金技术等等。比如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个墓葬或者房间里有多具尸体，究竟他们是否有亲缘关系，在以前存在有诸多争议。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DNA技术一锤定音，可以解决多年的疑问和学术争论。可以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功得益于我国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假如在20年前实施这一工程就没有这个条件，可能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就比较困难。可以说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考古学研究的进步。
王巍先生进一步指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一个突出的难题在于“早期文明”的界定标准问题。在国际考古学界，公认的关于早期文明出现的标志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但是，我们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发现这些标准存在明显的理论设计不足。比如浙江的良渚古城出现了大型的城址、水坝，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权力机构是不可能集中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来完成这些工程的，很显然良渚古城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属于中华早期文明的范畴，但是在良渚古城并没有发现冶金术，也没有发现文字。这就迫使我们思考“早期文明”应该如何更加科学地界定。通过科研攻关，我们提出了自己判断早期文明的标准，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社会的分工、阶层的分化，然后是权力出现并逐步强化，在考古学研究中主要表现为大型的城市、大型的建筑、高等级的墓葬的出现，以及表明高等级身份的礼器，如玉器、精美青铜器等。在此基础上，早期文明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稳定区域，拥有共同信仰的社会组织系统，出现了将这个区域的军事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和服务于王的官僚机构，形成了国家。这一套崭新的判断早期文明标志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得出的。可以说，考古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取得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王巍先生认为，在国务院前不久发布的一个关于文化宣传的通知当中指出要巩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就是要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让民众熟知、让世界了解，这就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后继工作指明了方向。这其实就涉及到了一个考古学科研成果的转化问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成功结项，接下来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进行考古成果的转化，让考古科研的最新成果为更多民众服务，让国际考古学界了解我们最新的科研成果。基于这样的思考，王巍先生在今年的人大建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科研成果写入大、中、小学教材”。王巍先生说：“现在的大、中、小学教材是若干年修订一次，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让最新的考古科研成果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大、中、小学教材，需要设定与考古科研最新成果相适应的教材修订制度，促使科研成果转化。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尝试实施中华文明传播工程等，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成果。所有这些设想的实施都迫切需要国家层面的大力扶持。”
（作者系上海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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