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0日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随着中等收入群体队伍和力量的壮大，社会各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关注与讨论也日益增多。其中，“谁是中等收入群体？” “如何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在现代社会，职业成为一个阶级或阶层最为重要的特征。人们所做的工作决定了他们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生活环境和价值观念等，进而决定其社会地位。而学术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也普遍将“职业”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普适标准之一。因此，深入探讨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特征，对我们了解中等收入群体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国家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参考。本文利用上海大学“特大城市（北上广）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就业身份、职业和单位类型，职业稳定性等方面分析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特征，并讨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特征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

雇佣性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最核心的职业特征

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认为，国内外中等收入群体的核心特征是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而更多依赖“组织资本”和“文化资本”来获得职业和社会地位。因此，雇佣性成为国内外中等收入群体的核心职业特征。中等收入群体的雇佣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就业身份上，83.89%的中等收入者是有固定雇主或单位的雇员或工薪收入者；二是从收入来源看，中等收入群体的雇员中，几乎所有人（98.32%）的收入主要来自这份雇员工作，甚至对于其中75.39%的人而言，当前这份雇员工作是其全部收入的来源。

存在鲜明的工业化、市场化和科层制烙印

在我国特大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分布中，工业化造就的专业技术人员，市场化生产的商业工作人员以及科层组织的发展所需要的办事人员，以及有关人员的数量和比例位居中等收入群体的前三位。

首先，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导致劳动分工的日益细化和专业化，目前已形成了一套以技术等级或专业化程度为基础的职业分化体系。职业的高度分化导致社会经济差异日益突出：专业化程度高的职业往往获得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则相对较低。在此背景下，高技术含量和高专业化程度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最为突出的职业特征。数据显示，我国特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最高（28.3%）；相比而言，非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仅有8.54%，而接近一半（48.59%）的非中等收入群体是从事工农业生产、运输和服务等低技术含量职业的体力劳动者。

其次，自我国全面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催生出一大批优秀的、富裕的企业家，也促进了销售、经营管理和个体工商户等商业工作人员的产生。调查发现，在485位商业工作人员中，有接近一半（45.4%）的人通过从事商业工作获得了较为可观的收入，跻身于中等收入群体当中，成为我国特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第三大职业类型。而这些商业工作人员大多数（66.75%）来自民营企业、私有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仅有17.36%的中等收入的商业工作人员来自国有和集体企业。因此，深入执行全面市场化改革，促进私有、民营企业的发展，鼓励个体劳动者创业对于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最后，科层制作为现代组织的重要管理制度，在维护组织运营和促进组织发展同时，也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生长的温床。现阶段，我国的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大量涌现，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组织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管理层次也逐渐增多，组织中分化出了秘书、财务、行政执行和业务管理等岗位，使得组织内部出现了专门的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而在大型企业中，这类职业往往带来较高的收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第二大职业类型，占中等收入群体的26.05%

市场力量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塑造作用衰退

从单位类型上来看，随着国家的市场化转型，国家力量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塑造作用逐渐衰退，调查数据显示，不同年龄阶段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单位性质存在差异，越年轻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体制内就职的比例越低，反之则越高。我们以“25岁及以下”为起点，5岁为一个年龄段，“60岁及以上”为终点将受访者的年龄划分为9个年龄阶段。由表1可以看出，越年轻，即出生时间越晚的中等收入群体，就职于体制内的单位的比例就越小，反之越大。其中以45岁为转折点，45岁以下每个年龄段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就职于体制外的受访者比例均高于就职于体制内的受访者比例至少10%，且随着年龄的减小，这一差距逐渐拉大；而在45岁及以上的各年龄阶段则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和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就职于体制内的中等收入者的比例逐渐高于就职于体制外的中等收入者的比例，且差距越来越大。总体而言，总体上就职于体制内比就职于体制外的中等收入群体少10%。

此外，从入职渠道来看，通过计划分配渠道求职的中等收入者的比例很低。计划分配渠道是指通过顶替父母、顶替亲属、单位内部招工、国家分配、组织调动等形式获得职业。在我们的调查中，仅有2.28%的人是通过顶替父母和亲属获得职业，20.41%的受访者通过国家招录、分配或组织调动获得职业。

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稳定性高

“是否拥有稳定的收入”是测量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指标，而拥有稳定的收入的前提是需要有稳定的工作。在中国，体制内的工作一直享有“铁饭碗”的美誉，然而，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年龄低于45岁的）中，就职于体制内的人数却不到一半。虽然我国拥有“铁饭碗”的中等收入者的人数不足一半，但是，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表现出很高的工作稳定性。在本次调查中，大多数（60.11%）的中等收入者没有换过工作，并且有换工作经历的中等收入者换工作的次数也比较少，85.82%的人换工作不超过三次，并且有接近一半43.37%的人换了工作依然从事与第一份工作同样的职业。据此，我们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流动率较低，且在少数有过职业流动经历的中等收入群体中，跨职业类型的职业流动率也不高。

此外，无论是否有过换工作，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目前的工作都具有相当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调查中，92.12%的中等收入者表示从未被迫辞职工作。说明中等收入群体中，虽然存在工作流动，但这一流动是自愿发生的。我们也采访了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两年内的职业流动意愿，仅有14.89%的受访者表示想要找一份新工作或者创业。此外，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自身而言，他们对于自己当前的工作抱有相当高的安全感，一方面，受访者对当前工作稳定性的满意程度较高，95%的受访者对当前工作表示满意或一般；另一方面，受访者的失业压力较小，有82.36%的人表示自己未来6个月不存在失业的可能。通过了解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流动意愿和中等收入群体对当前工作安全感和稳定性的主观评价，我们更加肯定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

总体而言，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对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及其职业特征的形塑有着深刻的影响。国家力量对于中产阶级的塑造逐渐让渡给市场力量：以计划渠道凭借体制内的“铁饭碗”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日益降低，对于年轻一代，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特征已由社会劳动分工和市场化发展所重新塑造。因此，目前全面深化改革、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一系列十八大以来的举措，都将促使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的壮大。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