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学所面对的是社会转型提出的重要问题。社会转型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系统性特征发生了变动，比如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价值规范系统、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动等。西方社会转型的早期研究，概要地说，提供了三个维度的重要成果：其一是经典社会学家如滕尼斯的文明转型研究、涂尔干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团结研究、韦伯的理性化趋势研究；其二是随着西方社会快速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出现的诸如贝尔的 “后工业社会”理论、贝克与吉登斯的  “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以及根植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在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基础上形成的源于拉美发展的“依附理论”、源于东亚社会转型研究的 “发展型国家理论”；其三是面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实践，由布达佩斯学派展开的共产主义文明的转型研究。与此同时，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发展，相继提出的如以沃勒斯坦的 “世界体系理论”、赫尔德的“全球转型理论”以及阿瑞吉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理论等全球转型理论。这三方面理论的核心视角主要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即结构性力量的变动、社会不平等与社会结构转型以及转型社会文明形态的变动等。可以说，西方理论话语是西方地方性知识的体现。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内涵，既有类似西方的快速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等一些过程，又有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而生成的独特的现代性内核。值得提醒的是，回顾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我们聚焦中国社会转型的讨论尚未形成清晰有效的知识积累，在很多核心问题认识上的学术脉络还不够清晰可见。有学者用西方社会转型研究中提出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分析时，来观察和破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性，由此引发人们思考社会如何建设的问题。虽然我们多少看到了各国的社会转型都有自己的地方性实践经验，但当我们对不同学术知识积累的路径及其社会文化土壤的基础缺乏比较分析时，接续别人的讨论时便少了对这些路径中含有的方法论和这些基础所特有的深层构造的敏感性。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思考，应该放在什么“时空错落”之中？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很多，但共识却较少。在世界与中国趋于复杂化的互联互通新条件下，如何识别中国社会转型与区域、全球社会的交互关系，我们在推进更高层面的中国理解和世界认识中往往是 “缺席”的。当我们讨论中国特有的现代化历程时，第一，我们必须确立能够有效推进学术知识积累的基本问题域，以及聚焦在基本问题域之中的、从经验到地方认识再到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学术框架；第二，我们应该思考判断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之变化逻辑的依据及其所依托的文化内核是什么；第三，我们还要思考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其文化内核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全球本土化的复杂影响又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体现出哪些综合性、层次性、不确定性等既有社会转型实践所未有过的新特征。总之，我们迫切需要形成具有崇高境界且有向心力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当前的一个任务是能够为贴切反映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机制而肩负起构建学术理论工具的事业型学术共同体。

中国正经历的社会转型是史无前例的，这个社会转型是一个总体性现象，同时又与全球现代性危机及价值多元化紧密关联。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能够反映中国社会转型的地方性知识，而且当中国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被卷入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中国转型社会学亟待构建出一套能够迎面“变动中的当代”的新知识体系。这项工作的时效性将首先取决于我们学术共同体能否跳出既有的各式传统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窠臼，能否对社会转型具有系统性的想象力以及能否加快提升新知识生产的综合能力。找到理解自身社会文化变迁和现代转型的问题域。

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要面对的不是某一领域的特定现象而是一个总体性现象，这一总体性现象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总体性社会，而是置身于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的基本背景框架之中。但是，我们很多人对于这种基本背景框架和社会转型的认知，不仅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更是存在着缺少历史意识或时代意识的“去脉络化”问题。当思考难以回到有效知识累积的理论学术脉络中时，就易导致研究失焦，或与社会脱节的思维失效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党的十九大指出，这个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转化。这表明了社会治理更加具有了总体性意义，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被写入了党章，成为了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意味着，党要通过基层党建引领，来带动社会治理开展整体而系统的创新实践，并以在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同时，提升对社会系统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能力，进而使社会治理体制和社会系统都能为化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共识基础。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并不改变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因此，“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将成为转型社会研究的一个重大新课题。

当前中国遇到的问题是 “复合性”的。一方面，要继续解决人类社会中最基础、最古老的如贫穷、就业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最“现代”的命题，如生活品质、治理参与、可持续发展等。我国社会转型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特征，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也面临越来越多不确定性。面对这些新趋势新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一套新知识，这套新知识不仅是超越过去以学科为主的知识系统，而且涉及这套新知识应如何建构的深刻问题。要对中国社会变迁如此快速剧烈作出有效的回应，需要我们将历史脉络所蕴含的时代意识或历史意识作为重要起点，更好地定位当代社会文化新现象。在历史脉络与学术脉络中，找到我们理解自身社会文化变迁和现代转型的目标、视野、方法和思想的问题域。

向现代性理论提出的根本性挑战